在未来城市中，AIGC会扮演怎样的角色？

原创：WeCityX

来源： 腾讯研究院

腾讯研究院&澎湃研究所&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龙瀛课题组

图片来源：由无界 AI工具生成

我们创造城市，城市也塑造我们。就像手枪的后坐力塑造着人扣动扳机的手势，新的技术在满足可见需求的同时，也会暗自催生新的模式与规则，这正是控制论所说的反馈回环。

面对设计未来城市的任务，我们希望，能对伴随新技术而来的行为模式有所预见：它们将会如何发生，又是否会长久存在，转化为人们下意识的态度和观念？人们对技术的适应过程，是否也将作用于城市运行的规则，城市该如何有意识地觉察和反馈？

趁着这一轮ChatGPT热潮未散，我们做了一些更为具体的探问。

诸多处在前沿的思考者和实践者，包括建筑与城市规划研究者、人文地理学者、技术史学者、互联网法学者、经济学者、公共管理学者、未来学家、政府决策咨询专家，以及从事城市服务的企业管理者，也都为此提供了自己的答案和线索，希望我们的未来城市能够更好地前行。

技术辅助不能代劳情感，应以“教会提问”为界

人-技术-城市关系中，人是最大的变量。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武廷海向我们说到：面对技术应用，人会选择、判断和适应，做出一系列行为变化，由于人的反馈不同，同样的技术不一定带来同样的结果；而人的生物尺度与特性，则决定了城市不断平衡和适应的最终样态——比如，科技发展能否让人不睡觉？睡眠时间如果刻意减少，生命机体就会衰退。人终究是碳基的，不可能转化成硅基的。也许技术有一些颠覆性、突破性的进展，但仍然要尊重生物的基本规律。

另一方面，媒介也是人的延伸。当下，倘若肉身不加载媒介技术，人类就无法进行社会生活。也有越来越多的神经信号，可以通过技术模拟进而传递，不必非要以肉身对肉身才能完成。哪怕是咖啡这种饮料，其香味来自一方水土，受烘焙方式、冲制手法的影响，但这些微妙的味觉差异，仍可通过技术精确模拟，并进行信号传递，未必非要经由舌头品尝获得。中国科协-复旦大学科技伦理与人类未来研究院教授杨庆峰说到，可以想象，未来处在元宇宙中的人，眼耳鼻舌身意等更为复杂的感觉，也会在芯片之中生成和传递。

而人类的肉身也会对这种改变有所反馈。杨庆峰教授举了一个研究为例：研究者发现，被试者如果长期带着作为第六根手指的电子设备，以此替代小指等手指的工作，那么，原先手部相对应的一些神经发育就会弱化。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潘霁也指出，当下流行的说法，是技术“增强”人的能力，但实际上，可能更需要强调技术对人的减弱作用。人与技术构成的合成体中，生成性的交互连接，预设人与技术各自独立运作和均衡共生的状态。技术系统对人的“减弱”和吸纳，可能增加社会和文明整体的脆弱性。

那么，到底人类的哪些能力，需要更谨慎地交由机器去辅助？首先，人类最不能放弃的神经发育，是主管情感和自主性的部分。杨庆峰认为，人与人的情意则不能外化——它们实际不能测量和计算，也无法由机器去代理；另一些是外化于生命体验的事务，则可交给机器去代劳。比如，当代社会逢年过节的电子邮件问候祝福，有时是一种公务，一部分祝福语可由机器完成；但人和人的情意联络，不能寄托在这类事务性过程中，写给对方的书信，是需要设身处地、字斟句酌地去完成的。

其次，可能是学习和创新的能力。杨庆峰说到，当下关于ChatGPT的讨论中，总能见到“技术无法取代原创性工作”之类的言说，叙事似乎进入了二元框架：“原创的”和“模仿的”——技术做模仿的，人类做原创的。实际上，就人的学习过程而言，原创是从模仿中来，模仿是能力成长的必经之路，如果把模仿的工作全盘交给机器，人放弃了这个模仿的过程，那么创新能力又从哪里培养起呢？

就此，杨庆峰提出，ChatGPT这类机器，可以被视作训练器。比如，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孩子，在结构化的生活之中，才能更好地照顾自己，ChatGPT的技术，可以用于辅助进行生活训练。但另一方面，尤其是对普通学生来说，这一类的训练，也容易转化为某种刻板而不自知的规训，其间的目标设定是微妙而关键的部分。

“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向ChatGPT提问的能力，就变得格外重要。要在人被引导至学会提问之后，将这一项机器辅助去掉。”杨庆峰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