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定谔的语词：对话即创世 上链即彰显

作者：冯光能，歪脖三观

语词关涉了记忆的传承与公共记忆的形成，人与人通过语词建立联系，这一联系能够跨越时空。比如，我们可以通过《技术的追问》的语词与海德格尔建立联系，也与一切读过《技术的追问》的人建立联系。除了建立联系，语词还可以用来自由地言说，或是商量事情。围坐在壁炉旁边读书曾经是一种美好的生活，同样，大家一起商量事情，一起做事情，一起在做事情的时候建立联系，也是一种古老的存在传统。而在工业化带出的全球化背景下，作为美好生活的读书和作为存在传统的商量事情，都逐渐处于遗忘的边缘。无法自由地言说，无法商量事情，是工业化带给文明的最大危机。

01  “剥削”叙事作为意识形态

每种宏大叙事当中都蕴含了意识形态。所谓意识形态，按照阿多诺的说法，就是一种“必要的社会幻觉”，即大多数人认为是正确的、其实是错误的、同时又是必要的一种社会意识。

在这里，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第一，意识形态不是普通的社会意识，而是必要的、同时会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正确的社会意识，但它确实是错误的。第二，我们对意识形态的讨论和批判也总是在意识形态中进行，意识形态是无法摆脱的，我们能做的事情不是建立正确的意识形态，而仅仅是减少意识形态的错误，在这个意义上实现对社会的改良。第三，意识形态就像一张棋盘上的规则，我们作为棋手，我们所下的每一手棋都会影响整个棋局的形势，但不会撼动棋盘的规则，除非我们开始对规则进行反思和言说，探讨规则的目的并不是掀翻棋盘，而是为了让游戏更好玩。

意识形态是多种多样的，沉淀在形形色色的宏大叙事当中，这是我们必须承担的命运。现代很多年轻人反感宏大叙事，拒绝一切宏大叙事，但这种拒斥态度本身，也源于形如“一切宏大叙事都是欺骗”这样的宏大叙事。

就我们目前所流行的宏大叙事当中，最需要得到反思的一类，乃是关于“剥削”的宏大叙事，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亚当·斯密基于对他所处时代的国际形势的分析，发现了一个简单的规律：越多的人有组织地从事生产性劳动，国家就会越富有，反之国家就越贫穷。原因在于，非生产性劳动者（牧师、医师、文人、律师、演员、歌手、舞蹈家）的劳动，无论尊贵与否，都是随生随灭的，无法持存。比如，一张桌子生产了之后，哪怕时隔多年，也能与他人交换、贸易，而一场演说结束之后，没有任何作品留下来。于是，亚当·斯密从持存性出发建立了新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高扬生产性劳动的价值，强调了自由市场、私人企业和劳动分工对于勤劳致富、节俭致富的重要性，在这样的语境当中，资本的规模反映了资本家的美德。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继承了亚当·斯密对生产性劳动/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但却惊讶地发现，勤劳未必能够致富。原因在于，资本家支付的工资往往低于劳动者实际应得的回报，资本的增殖依赖的是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于是，资本的规模反映的不再是资本家的美德，而是资本家的原罪。

关于“剥削”的宏大叙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危险之处在于它以“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对立存在作为观念前提。它越是让人感觉符合现实，这种观念前提就越是牢固，使得诸多可能的关系无法得到揭示。最终，它在揭示不公平的现实的同时也让现实变得更加悲惨。

我们不能用小农思维来理解全球化格局下的经济问题。在过去的农村，地主是典型的食利阶层，似乎打土豪、分田地就能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但事实上并不会。第一，小农思维是保守的，不能带来制度层面的革新。旧地主被打倒了，如果分配制度没变，新的地主仍然会上台。第二，小农思维与日新月异的技术环境是脱节的。在过去，地主是看得见的，在今天，资本的流动变得无比隐蔽，被动接受分配的普通人根本无所察觉。不过即便如此，批判精神依然是必不可少的，只不过，我们批判的不再是具体的人，而是一些落后的观念，让持有这些观念的人产生警醒、自觉和反思。

我们要批评的是落后的观念。任何人都生活在历史中，都有自己的历史性，这些历史性首先体现为观念的沉淀，因为人的行为受自己的观念支配。每个人意向世界的深处都沉淀了大量观念，这些观念有些是善的，能够激励人彰显自己的神性，比如“让身边的人感到舒服”、“尊重他人”、“悬搁自己的先见”、“锻炼身体有益身心”、“做事情要一点一点做好”、“关心身边人的诉求”、“积极与身边的人建立连接”、“需要爱护环境、珍惜能源”、“关注细节”、“在生活世界中寻求意义”；有些是恶的，会让人彰显出自己的魔性，比如“这个世界的规律就是少数人剥削大部分人”、“只有靠剥削他人才能获得更多的游戏筹码”、“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剥削的社会，不剥削别人就只有被别人剥削”、“现实就是这么残酷，谈论理想是没有意义的”；有些观念无关善恶，属于私人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