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中的虚拟货币如何变成钱？

来源：刘红林律师

引言

根据《2022年涉虚拟币犯罪研究报告》显示，2022年虚拟币案件数量1225起，总涉案金额348.49亿人民币，平均涉案金额2845万人民币，涉虚拟货币案件的组织化、规模化、全球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

我国对于虚拟货币的交易采取全方位的强监管措施，禁止任何人或机构、组织等从事虚拟货币与法币的兑换业务，但是刑事案件中虚拟货币的变现关系到涉案金额、此罪与彼罪、甚至罪与非罪的关键问题，涉案虚拟货币的变现又属于刑事办案中的“刚需”。

以上矛盾导致了涉案虚拟货币与法币兑换中，国家监管政策与司法实务的巨大割裂，本文通过对虚拟货币在我国的发展及监管政策分析、司法实务现状的梳理，总结出相对可行的合规建议，以供相关方参考。

01 我国虚拟货币监管简介

中国对于虚拟货币的监管最早来自于央行、工信部、银监会等机构于2013年12月联合发布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指出比特币非官方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属于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由此，虚拟货币在中国的基本属性确定，历经十年至今未变。

目前我国对于虚拟货币最权威、最重要的监管政策当属由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央行等十部委于2021年9月15日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实务中常被称为“9.24通知”，核心内容有：

（1）比特币、以太币、泰达币等虚拟货币非官方货币，不具有法偿性，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2）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属于非法金融活动，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具体包含：开展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兑换业务、虚拟货币之间的兑换业务、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代币发行融资以及虚拟货币衍生品交易等。本条规定成为当下司法处置虚拟货币是否会涉嫌违法甚至犯罪的核心所在；

（3）境外交易所向中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属于非法金融活动；

（4）中国境内居民投资虚拟货币风险自担，若投资行为涉嫌破坏金融秩序、危害金融安全的，需承担法律责任。

除上述两个规定外，实务中还有其他涉及虚拟货币及其衍生领域的一些监管规定，如：2017年9月4日由央行、工信部、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主要内容是禁止在我国从事虚拟货币的发行融资；2021年9月3日由公安部、财政部、央行、发改委、税务总局等部门发布的《关于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通知》，主要内容是提出对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监管措施，严禁新增挖矿项目、加快存量挖矿项目的有序退出等。以上监管规定构成了我国当下司法实务中对于处置涉虚拟货币类民事争议、刑事犯罪等案件的基本执法、审判依据。

02 司法实务中虚拟货币处置现状

根据“9.24通知”的规定，在中国大陆严禁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开展虚拟货币与法币的兑换业务，但是公检法机关在办理涉虚拟货币的刑事案件中，必然要考虑涉案虚拟货币变现的问题。根据我们的经验总结，目前实务中涉案虚拟货币的司法处置重点应该关注的问题有如下：

（一）涉案虚拟货币处置需求的来源

在涉及虚拟货币的刑事案件中，目前绝大多数都是在侦查阶段进行司法处置，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虚拟货币市场价格变动幅度大，有可能在侦查阶段市场价值一亿的虚拟货币到了审判阶段市场价值为零，给国家或受害人带来巨大损失；

二是安全性考量，因为虚拟货币的自身特点，谁掌握了私钥就等于拥有了虚拟货币，对于涉案的虚拟货币谁也无法保证除了犯罪嫌疑人，是否还有他人掌握涉案虚拟货币的私钥；

三是涉案虚拟货币变现有利于顺利推进案件办理。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就将涉案的虚拟货币变现，有助于厘清犯罪嫌疑人的涉案金额大小，查明是否达到立案侦查标准；

（二）处置主体

实务中办案机关较为普遍的做法都是由第三方处置公司代为进行变现处置，变现后第三方处置公司收取一定的服务费，将余款转入公安机关账户或财政专户。

基于规避“9.24通知”的监管红线，委托主体一般不会以公安机关的名义进行，现在的委托主体主要有两类：

犯罪嫌疑人自行委托。目前实务中大多数是犯罪嫌疑人自行委托第三方处置公司进行涉案虚拟货币的变现。鉴于在实践中多数犯罪嫌疑人均是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状态，如被拘留/逮捕/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等，公安机关一般都可以做通犯罪嫌疑人的思想工作，让其配合委托公安机关提供的第三方处置公司，以便获得从轻处罚的可能性。如著名的江苏省盐城市Plus Token平台传销案中被告人是自行委托第三方处置公司变现。